多部委透露重要信号！******

　　文/李晓喻

　　岁末年初，又到部委“年会季”。从多部委对2023年重点工作的部署中，今年中国经济政策几大着力点清晰可见。

　　大力提振市场信心

　　此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明确要求“大力提振市场信心”，提出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纲举目张做好工作。多部委在部署2023年工作时，从助企纾困、支持民营经济等方面将提振信心落到实处。

　　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明确，坚持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解决好民营小微企业融资问题。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赵辰昕称，2023年将继续打破各种形式的市场准入不合理限制和隐性壁垒，推动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战略，加大对民营企业纾困帮扶力度和民营企业的产权保护力度，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去年11月，国家发改委已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政策环境加大力度支持民间投资发展的意见》，提出将支持民间投资参与102项重大工程等项目建设。

　　全国财政工作视频会议提出，增强财政政策的针对性有效性，优化完善助企纾困政策，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大力提振市场主体信心。会议明确，今年要完善税费支持政策，根据实际情况，该延续的延续，该优化的优化，着力纾解企业困难。

　　财政部部长刘昆日前表示，2023年将持续整治违规涉企收费，激发活力，坚决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在财政补助、税费优惠、政府采购等方面，对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工信部部长金壮龙称，今年将全面贯彻《中小企业促进法》，持续开展中小企业发展环境评估和中小企业发展综合督察，开展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维护中小企业合法权益。力争到2023年底，全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过8万家、“小巨人”企业超过1万家。

　　努力恢复和扩大消费

　　相比投资和进出口，消费目前恢复进度相对缓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2023年经济工作任务时，将“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摆在首位，并特别强调“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日前称，将积极采取措施努力恢复和扩大消费，不断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束珏婷表示，相关措施包括着力稳定汽车消费，支持新能源汽车购买使用，加快活跃二手车市场。支持餐饮等行业恢复发展，促进家电家居消费，推动绿色智能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顺应消费升级趋势，促进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发展首店首发经济；加快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稳妥有序推进步行街改造提升，统筹开展智慧商圈、智慧商店示范创建等。

　　近日，商务部已公布首批12个全国示范智慧商圈、16个全国示范智慧商店。这些示范商圈和商店将顺应消费需求变化，改善居民购物休闲体验。

　　住房消费仍将是中国最大的内需之一。住建部部长倪虹近日表示，对购买第一套住房的，要大力支持。首付比、首套利率该降的，都要降下来。对购买第二套住房的，要合理支持。以旧换新、以小换大、生育多子女家庭都要给予政策支持。

　　全国财政工作视频会议也提出，发挥财政稳投资促消费作用，强化政府投资对全社会投资的引导带动，促进恢复和扩大消费，加力稳定外贸外资，着力扩大国内需求。

　　切实保障基本民生

　　刘昆坦言，今年财政收支矛盾依然突出，但“我们不会在民生支出上退步”，将保持适当支出强度，把每一分钱都用到国计民生的关键处，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努力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具体而言，这些民生支出包括继续增加对地方教育转移支付规模；加大力度支持健全公共卫生体系，保障好疫情防控所需资金；积极推进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建设，保障好因疫因灾遇困群众、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的基本生活等。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人社部部长王晓萍称，2023年将调整优化即将到期的阶段性减负稳岗扩就业政策，突出对就业容量大的服务业、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稳岗扩岗支持。

　　今年，中国高校毕业生将达到1158万人的历史新高，求职压力更大。王晓萍表示，将把高校毕业生就业作为重中之重，多渠道促进就业创业。

　　相关措施包括开辟中小微企业职称评定绿色通道，调动企业吸纳就业积极性；发挥好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作用，定期举办招聘活动，招聘网站设立毕业生专区，免费向高校和用人单位开放；实施青年专项技能培训计划，开展适合毕业生的短期技能培训等。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2023年或将是世界经济“风急浪高”的一年。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可能降至2.7%，比2022年低0.5个百分点，三分之一的经济体将陷入衰退。经合组织(OECD)的预测更为悲观，认为今年全球经济增速只有2.2%。经贸问题被日益政治化、大国博弈加剧等也给经济前景埋下隐忧。

　　在此背景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明确要求，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多部委也对防风险做出专门部署。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在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上表示，要进一步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强化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保障，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根据全国能源工作会议，今年要全力提升能源生产供应保障能力，发挥煤炭兜底保障作用，夯实电力供应保障基础，推动油气增产增供，并加强能源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和电网运行安全风险管控。

　　针对地方债风险，全国财政工作视频会议部署继续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治理，积极配合防范化解重要领域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据官方数据，截至目前全国政府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低于国际通行的60%警戒线，也低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水平，风险总体可控。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